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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夸的社会良心:法国知识分子的“文学病”与

时间2019-07-09 来源:天逸文学网

  核心提示:阳春三月,夭夭碧枝,皎皎风荷,暖风熏醉,染了春扉。安静的午后,静静的梳理着自己的思绪,轻轻的敲打着心语,不想惊扰沉睡的记忆,不想扯住渐行渐远的思绪。初春的日头,终究是有了暖意的了,鹅黄的嫩绿轻轻浅浅的...
 

  在托克维尔的眼里,文学政治的罪魁祸首是波旁王朝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自由的消亡。他指出: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膨胀,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的手中”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古拉格群岛》法文版的面世而导致苏联神话的破灭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暂时退潮,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的思想,而转向社会的民主改良方案。在激进主义受到自由主义猛烈冲击的同时,捍卫自由价值的托克维尔取代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成为部分法国知识分子的新偶像。英语世界研读托克维尔著述的热潮更是汹涌澎湃,自命为新托克维尔主义者的也大有人在。例如,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就宣称,其鼓吹的“社会资本”理论的灵感主要源自于托氏。今天,我国学术界也开始重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研究。然而,国人如因此而陷入对托克维尔的盲目崇拜,窃以为大可不必。实际上确实已有不少人认定托氏掌握了民主政治的全部奥秘,转而把现代历史上的一些政治灾难归咎于激进思潮。笔者以为,如此简单的思维是错误而危险的。法兰西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隆曾经是一位坚定的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但他也为当代法国人言必称托克维尔,而不谈卢梭、孔德、马克思、霍布斯或洛克的现象感到震惊,并呼吁青年学生不要盲目跟风。罗桑瓦隆的冷静观察,同样适合盛行“托克维尔热”的当代中国。

  何以不能迷信托克维尔?因为托克维尔在许多问题上是有偏颇的。如果我们在阅读他的著述时不多长几个心眼,不注意剔除他的著述中的一些偏见,那就不仅会导致对近代法国史形成误读,而且也有可能致使国人对现代民主产生误解,进而影响我们的民主改革事业。

  在拙文中,笔者将结合自身对法国史和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理解,谈谈托克维尔的文学政治观,并指出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文人何以成为社会的良心?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埋葬了旧制度,奠定了新社会。虽然他不否认大革命的创造性,宣称从未见过比它“更强劲、更迅猛、更具有破坏性、更具有创造性的革命”,但表示它只不过“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做的一切也会产生”。换言之,是旧制度而非大革命创造了民主的社会基础。

  也许就是基于这一理由,托克维尔没有对法国大革命的宣传者与发起人给予重要的评价。在托克维尔看来,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者是不折不扣的文人(gens de letrres),他们不懂政治,却热衷于改革;缺乏行政经验,却喜欢空谈治国;罔顾现实的社会,却沉湎于虚构的世界;抛弃现行的法律、惯例、习俗,却想代之以一个简单、协调、一致与理性的理想国。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公然挑战宗教的权威,处心积虑地掏空宗教的基础,致使非基督教的倾向在普通民众的心中日益滋长。对他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文学政治,它由迷恋抽象原则的文人发起,由反宗教的民众推动,其结果自然不能令人称心如意,它最后拥抱革命恐怖或者独夫专政,亦在情理之中。既然民主的社会在旧制度中已经孕育并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如此令人扼腕的大革命,或者如托克维尔本人所言的文学政治?

  在托克维尔的眼里,文学政治的罪魁祸首是波旁王朝处心积虑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自由的消亡。他指出:由于中央集权的高度膨胀,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的手中”。在《论美国的民主》里,他也分析了一个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不偏爱普遍、一般的观念?他的回答则是:美国人能够享有政治自由,因为“美国人是一个一直由自己来管理公共事务的民主的民族”。

  中央集权的膨胀以及政治自由的缺乏,固然能湖南去哪可以治好癫痫病够解释法国文人对政治现象的无知,能够解释他们对抽象原则的迷恋。但是,这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在18世纪的法国,精神权威的领导权为什么不是落在其他有文化教养的社会阶层而是落在文人的身上?要知道,在18世纪中叶,高等法院的法官、中下层的神职人员依然深得民心,甚至连国王本人也还深孚众望。

  因此,依笔者管见,更为恰当的提法不是为什么会在18世纪的法国出现文学政治,而应当是国王、高等法官以及神职人员为什么会突然丧失了民心?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旧制度末年改革的停滞不前,在于法国民众由此产生的失望、冷漠和怨恨。

  1770年至1771年间,司法大臣莫普的改革固然是路易十五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但是谁也不能够否认,此举也可以结束旧制度法国司法体系杂乱无章的局面,起到推进法治建设的积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伏尔泰才会坚定地站在国王和莫普的背后,对反抗王权的法官们大肆批判:“我相信国王是对的,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只和我同类的鼠辈。”然而,在高等法院法官们的集体抵制下,莫普主导的司法改革戛然而止。1776年,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在担任财政总监后,积极推行谷物自由贸易、禁止酒类专卖、取缔行会管事会以及取缔强制性的道路徭役等关乎法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但也因为法官们的阻挠、国王的软弱和教会的自私等因素而被迫中断。莫普、杜尔哥等人旨在挽救波旁王朝的改革的相继失利导致旧制度的矛盾长期积压,以至于积重难返。因此,导致波旁王朝灭亡的原因并非由于改革,而是因为旧制度的改革者没有把改革落到实处,或者在触及自身特权的时候总是显得犹豫不决、优柔寡断,并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改革。在旧制度末年,大臣们的走马换灯远比改革的切实推进更引人瞩目,也容易让民众更加仇恨对特权死抱不放的政治精英们。

  在这样的情形下,对社会现状日益感到不满、对政府改革渐趋失望的民众,在哲学家和文学家的辛辣批判中获得了安慰,逐渐把他们看做是社会的良心,并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由此,文人或哲学家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了自己的威望,并最终在大革命中实践了其倡导的政治理念和社会原则。二、文人为何会迷恋抽象的原则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里,托克维尔概括了他对18世纪法国文学政治的总体看法,认为多数的启蒙哲学家是抽象原则的鼓吹者。他们不卷入日常政治,也无意于政治权力,“却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者习俗的合法性,谈论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在托克维尔及其信徒的眼里,启蒙哲学家以及后来的革命者迷恋抽象的自然法,置现行的法律、习俗、道德与宗教于不顾,只会导致建立一个“理想国”或者“哲学家的天城”。

  事实上,托克维尔对18世纪法国思想界的认知有失偏颇。在1689-1789年间的法国,并非所有的文人都是抽象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论的信徒。从历史、习俗、宗教中去寻找政治改革的合法性的人决不在少数。譬如,绝对君主制的批评者就习惯于从历史当中寻找自己所需的证据。在18世纪上半叶,布朗维利埃是一位贵族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他在研究法国古代历史之后得出结论说:国王们和第三等级是自由的破坏者,打破了国王和贵族在法兰克人征服高卢人时厘定的契约,从而扼杀了政治自由。因此,他主张回到过去,回到贵族能够有效参与政府的查理大帝时代。对于后者,布朗维利埃予以高度评价:“查理大帝首先考虑了自他以后我们的任何一位国王都无法正确理解的事实,即法兰克人由于自身的天然性格,由于他们具有选择国王并参与管理政府的权利,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且,贵族的参政能够为国王出谋,能够推动全民族致力于实现源于某种共同意愿的事业。”

  从某些方面来讲,孟德斯鸠也是布朗维利埃的信徒。对英国政治制度推崇备至的孟德斯鸠认为癫痫病哪里最专业,英国的政治自由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日耳曼的森林”。因为英国人“从日耳曼人那里汲取了他们的政治体制的观念”。但由于对商业社会的重视,孟德斯鸠并没有接受布朗维利埃的复古立场。不过,在18世纪的贵族当中,孟德斯鸠的审慎并不多见;绝大多数反对君主制的人都像布朗维利埃一样,纷纷从往昔的历史中寻找各自所需的答案。各个享有特权的等级、机构、团体也都诉诸历史、风俗、道德、宗教以及现行的法律,以证明自身特权的合法性。利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利主义在18世纪法国是如此的盛行,以至于信奉共和主义的卢梭、马布利们也把眼光投向了过去,对斯巴达和古罗马的政制顶礼膜拜。事实上,围绕逝去的历史和现行法律、风俗或道德的争论对于迫在眉睫的改革而言,不仅毫无裨益,而且非常危险,因为它们只会成为人们进行改革的绊脚石。

  有鉴于此,一些哲学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布朗维利埃的做法,认为唯有在理性、公正、普遍的法则之上才能建立焕然一新的社会。譬如,重农学派的信徒达尔让松(dArgenson)表示,世界不应当由羊皮纸和既定的权力来统治,而应该由清晰的理性来统治。不过,最具典型的代表当属以哲学家自居后来成为大革命重要领导人的西耶斯神甫。西耶斯认为,旧制度改革的出路绝不可能存在于故纸堆之中。“我们都知道,愚蠢的学究总是自信满满地批判哲学家,不屑于探本溯源,不屑于追寻社会技艺的原则。实际上,皓首穷经的博学和庸人懒汉的作品一样,毫无价值,不能形成真正有益、富有成效的思想。哲学家由于志趣,也由于智慧,对记载我们祖辈的错误的史学年鉴全无兴趣。但是,庸才们却枉费心机,事无巨细地记载所有的故事;他们把阅读与抄写的能力看做是高贵的品质,将之视为所有问题的解决之道。”西耶斯表示,如果凡事都诉诸历史,都讲事实,那只会掉进专制主义的陷阱,助纣为虐,而不能为人们提供“独立于专制主义、批判专制主义的真理”。对于那些妄图从过去寻找未来的人,西耶斯不无嘲讽地说道:“罔顾18世纪的进步,却固守14世纪不放,这算哪门子的社会秩序呢?”

  所以,西耶斯旗帜鲜明地主张,18世纪法国人应当有勇气去探究适合自己一代人的“社会技艺的原则”,把民族还原为“身处社会联系之外的个人,或像人们所说,处于自然状态的个人”,使之从“人为行使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而无论这些束缚来自宗教、历史、习惯、风俗,还是来自家庭。在1789年《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西耶斯毫不介意有人将革命者倡导的学说斥为形而上学。相反,他对这种“形而上学”还颇有些自鸣得意:“当人们第一次谈论为法兰西制定的国民宪法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试图证明立法权属于国民而不是国王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把三级会议的代表视为真正的代表,并由此得出最有用的真理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第一次区分制宪权并依据宪法组建权力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敢于在不以特权者为耻的时代攻击特权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谈论等级的比例,突然抨击等级制度,认为它荒谬至极,在国家里制造的骚乱最多、形成的危害最大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追问第三等级是什么,其答案似乎也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在2600万的居民却不及20万人的国家里,宣扬人身的平等、民事权利的平等以及同样重要的政治权利的平等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说一个自由的民族是由公民而不是由诸侯和领主组成,当人们开始为公职竟然被当做一种财产的事实感到震惊时,这是形而上学。当人们喊出了‘国民议会’的名称,当人们认为它比‘法兰西三级议会’更为妥当时,这是形而上学。当变成了公共代表的第三等级代表自视为国民,并组建国民议会时,这是形而上学。在不到一个月前,人权宣言是什么呢?形而上学。今天把税收和各级的国民代表制相联系,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一种准形而上学。……这些真理尽管在目前还是形而上学,但总有一天,它们将不再是形而上学。”

  西耶斯的例子告诉我们,启蒙哲学家或者法国革命者对普遍的、抽象的、理性的原则的迷恋并不完全如托克维尔所说,是因为他们不能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缺乏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才能,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意要和处处渗透着特权思维、团体主义以及历史主义的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对政治、党派与利益的超然立场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江苏癫痫医院哪个最权威们今后进行社会建制的目标与方向。

  三、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社会恶果毋庸置疑,文学政治对18世纪的法国而言拥有无可争议的正面价值。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广泛影响,即是最好的证明。于是乎,我们禁不住要问,像托克维尔这样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为什么会如此强调文学政治的负面影响?可能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保守意识形态在作祟。

  众所周知,托克维尔不同于同时代的保守派,并不是现代民主的反对者。相反,他认为民主的发展,或者“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事所必至,天意使然”。七百多年以来的欧洲社会都在遵循相同的逻辑。社会的各个阶层,如国王、僧侣、法学家、商人和哲学家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推动身份平等的发展;换言之,身份平等化的潮流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与之相比,政治、宗教、法律、商业或者文学艺术都是次要的因素,并且它们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服从此种平等化的逻辑。因此,现代民主的潮流既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挡。

  对托克维尔而言,平等和自由是现代民主最基本的两个理念,二者缺一不可。然而,贵族的出身、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命丧断头台以及父母在革命恐怖时期险遭杀害的经历,让他始终摆脱不了对大革命的恐惧。在他的内心,总是对自由更偏爱一些,对平等更畏惧一些。而他所做的全部努力就是用自由驯化平等,尽可能地把平等原则贯彻在有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所以,托克维尔的民主思想自然而然地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在某些时候,托克维尔的保守主义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像他如此审慎的人也无法察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本来无意于批判18世纪思想的托克维尔才会不知不觉中陷入保守主义者的窠臼。我们知道,文学政治几乎是所有保守派否定法国大革命乃至一切激进民主革命的杀手锏。大革命刚刚爆发,英国的埃德蒙·伯克就认为它是哲学家阴谋集团的产物。法国的巴鲁埃尔神父在督政府时代也抛出了类似的论调,坚持大革命是共济会的阴谋。在谈及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时,托克维尔照搬了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的诸多说辞,却不知道此举会让人对他产生重大的误解。一些人也据此断言他是启蒙的敌人。针对当时某些人的误解,托克维尔曾经在私下向其挚友路易·博蒙专门作过澄清:“在那一章里(即《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三编第一章--笔者注),我并无意于批判18世纪的思想,或者说,至少无意于批判这些思想中的那些正确的、合理的、可行的部分,毕竟那也是我自己的思想。我只想表明某种政治必然会产生的奇特效果,这种政治尽管也包含这些思想,却单单是由那些不懂得怎样去实行它们的人宣称信奉的。我的整部书都是以凸显那些导致旧制度毁灭的无数弊端为目的的,所以我并不真想责难那些想消除这些弊端的人,我想责难的毋宁说是他们做这件事的方式,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没经验让他们的这种必要的破坏行动所带上的精神。文人们也许会对我的话有所抱怨,但我相信旧制度的这些敌对者并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

  很明显,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批判文学政治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指出18世纪末法国人对抽象原则的热爱、对实践精神的轻视肇始于绝对君主制的重要事实,从而强调政治自由的消亡对法兰西民族之政治性格的负面影响。但是,他对文学政治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描述,很难不让人产生误解,很难不让人认为他是伯克、德·迈斯特和德·博纳尔的同党。事实上,一些保守派的作家也因此把托克维尔看做是反启蒙、反革命的盟友。譬如,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著名保守派历史学家依波利特·泰纳在《当代法国的起源》里,就把伯克和托克维尔相提并论,不加区别地引用二者的观点,以批判和诋毁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在20世纪中叶,雅克布·塔尔蒙也把极权主义民主的根源直接归咎于卢梭等人。

  毋庸讳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文学政治的含混表述客观上助长了保守主义思潮在欧洲的传播。而后者全盘否定文学政治的倾向却是十分有害的,不仅扭曲了人们对18世纪法国历史的认识,而且还对后革命时期法国乃至世界的民主发展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

  一方面,它导致了反智主义思潮19世纪在法国的风行。大革命结束后,反文学政治的论调甚嚣尘上,反智主杭州治疗癫痫多少钱义和教权主义的合流在法国社会掀起了一股反启蒙、反理性的逆流。天主教会的学校往往忽视或者有意忽略物理、化学、社会学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当代史学。在这种畸形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生,在走向社会时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厄内斯特·勒南在回忆童年和青年生活时,如此批判了教会教育的荒谬性:“19世纪的历史与文学思想是我们老师最为忽视的东西。……他们诚惶诚恐地避免提及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幸亏有学校的门房,我才了解到帝国的存在。”

  另一方面,反文学政治的思潮还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严重下降,并进而导致了他们的工具化或御用化。譬如,拿破仑就把以西耶斯为首的革命理论家斥为“空论家”(idéologues)。圣西门也把启蒙哲人和革命者贬为“玄学家”,认为工业家必然取代哲学家成为法国社会的新领袖。圣西门的工业家治国论,实际上开启了现代社会“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先河。苏联把此种逻辑推向了极致,在教育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只重视工科教育,而对人文学科进行棒杀。不仅如此,社会上为数不多的人文学者也不得不接受权力的招安,成为领袖的御用文人或者歌功颂德者。任何拥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都会被视为社会的敌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批评、规制、监禁、流亡甚至屠杀。

  综上所述,文学政治在18世纪法国的出现,固然和托克维尔所批判的中央集权的膨胀与政治自由的消亡密不可分,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旧制度的法国到处充斥着特权和不公。文学政治的核心特点终究还是对自由与平等的热切追求。因此,轻视、批判和否定文学政治的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保守主义者,或多或少地都会站在平等原则的对立面。

  事实上,托克维尔对文学政治的批判与其民主观念的若干局限密不可分。笔者认为,托克维尔的思想有两个主要的误区。其一是一味地害怕平等和反对激进社会变革的保守主义倾向,而无视热切的平等主义诉求在某些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正当性。托克维尔虽然性格温和,可是对于任何触动财产私有制的观念,无论是累进税制还是各种社会主义,他都会变得气急败坏,直至暴跳如雷。在他的眼中,社会主义不过是“以贪婪而嫉妒的精神向民众的心中渗透,在民众中间散播未来革命的种子”,因而纯粹是野蛮的产物,会让整个欧洲文明面临威胁。然而,我们知道,各种激进的社会思想,包括社会主义,总是和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社会诉求紧密相连。它们提出的诸多原则和主张是合理的,也是正当的。尽管它们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尽管它们的片面实施也会造成种种不良后果,但它们在阻遏资本剥削的野蛮化、推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方面的正面功能,却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其二是过于警惕中央集权,害怕国家权力的增长,无视国家在维持社会公正方面不可或缺的重要功能。托克维尔相信,社会的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增加社会的自我组织能力来解决。这也是自由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的信仰。但实际上,社会上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仅靠公民的自我行动就可以得到化解。譬如,没有国家的介入,资本家不会主动缩短工人的劳动时间,不会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不会同意设置最低工资保障,不会同意工人组织工会;没有国家的干预,累进税制就不可能通过,福利国家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的福利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尤其在欧盟经济陷入危机的今天,西欧福利国家的模式面临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显而易见,托克维尔在1848年以后法国政坛的边缘化以及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淡出”一百多年,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思想的这两个误区有关。因为从此以后,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正在朝向和托克维尔的设想相反的道路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天主教、共和主义等运动蓬勃发展,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财产私有制的神圣性提出了挑战,同时还呼吁政府对社会问题进行干预,因而也在客观上助长了国家主义的膨胀。

  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革命思潮的消退和社会主义暂时陷入低潮,在弗朗索瓦·孚雷、克劳德·勒福尔、皮埃尔·罗桑瓦隆等人以及《思想》、《自由》(Libre)杂志的共同努力下,托克维尔重新回归法国思想界,再次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新偶像。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研究的现象。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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